张镇宏 译者秦传安 2018-06-18
阿根廷的冠军疮疤
上篇：世界杯交换的“肮脏战争”
© 张镇宏／文
© 来源：UDN Global
为了世界杯，一个国家愿意付出多少代价？
2018年6月，由俄罗斯主办的“世界杯足球赛”，终于在全球球迷的沸腾情绪中，正式开踢。在过去4年的“赛间期”中，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、导弹打下了马航MH17、国家操作体坛禁药的丑闻曝了光，反普京领袖莫名在克里姆林宫对面被刺杀，甚至开赛百日前，还涉入了英国的间谍毒杀事件——当然，还有俄国当年申办世界杯的FIFA贪腐疑云——种种黑色的阴谋故事，也让国际社会一度思考：是否该抵制今届的足球赛？
国际社会想归想，普京的世界杯依旧华丽开幕（就算他本人只喜欢柔道和冰球，对足球基本冷感），“政治归政治，体育归体育”再一次地成了真理；仅有些细微的声音，质疑世界是不是又重演着40年前，1978阿根廷世界杯的黑暗往事。
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，是阿根廷足球第一次“称霸世界”，照理来说，在自家封王的故事，理应是阿根廷人永恒的骄傲；但当时，阿根廷正逢军政府高压统治的高峰，在魏地拉将军（Jorge Videla）的铁腕之下，超过3万名异议份子、无辜学生自此“人间蒸发”——因此，当年用白色恐怖灌溉的胜利，究竟算不算“荣耀”？整个社会在转型正义的过程中，又该如何面对这座“冠军”呢？
▌1976年军事政变：当人们开始“被消失”
1976年3月24日清晨1点，军方派出的直升机降落在了阿根廷的总统府“玫瑰宫”，一队军人押走了当时的总统伊莎贝尔•庇隆（Isabel Peron）。2个小时后，阿根廷全国的电视、广播全数中断，睡梦中的收音机只传来一首又一首的军歌进行曲。
直到破晓，讯号终于接通，广播宣布：阿根廷已进入紧急状态、全国戒严，所有政党活动全面中止，管制期间的一切政事，全由“新任总统”——陆军司令魏地拉将军——领导的军方委员会接管。
当时，阿根廷的社会“松了一口气”，因为在前总统庇隆（Juan Peron）死去之后，庇隆当年的民粹从众，因为意识形态彻底分裂，极左派的“蒙托内罗斯”（Montoneros）与极右派的庇隆主义者，彼此在国内捉对厮杀，各种政治谋杀、恐怖攻击让国家濒临崩溃，心神具疲的社会，才宁可相信魏地拉将军“替阿根廷结束腐败和政治暴力”的宣誓。
在政变之前，魏地拉将军就曾得到伊莎贝尔总统的平乱授权，在阿根廷东北部针对左翼份子发动“清乡行动”；而在政变之后，掌权的军政府也进一步以“国家重整进程”（Proceso de Reorganización Nacional）为名义，发动全国大扫荡，强势镇压了政党人士、学生运动、工会团体与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，甚至是犹太人或“不符合天主教义的败德者”，超过3万阿根廷人都在未经审判、纪录不明的情况下，“人间蒸发”。
一开始，军方的强力扫荡收到了一定功效，但将军们很快地就发现“治理国家的困难”。
除了国内经济的崩溃继续，国际舆论对军方政变的负评，也对阿根廷的外交与投资带来压力——因此由前朝争取来的“1978年世界杯主办权”，即成为了军方重点关注的“国家门面工程”。
▌冲锋前进！将军们的昂贵世界杯
1978年的世界杯主办权，早在1966年夏天就已决定。当时，在各国兴趣缺缺、竞争对手又纷纷因故退出的当下，阿根廷才以“唯一申办国”的身份，提前12年取得主办资格。
然而拿下主办权后，阿根廷的经济状况却一路向下，到了1970年代初期，国内也不断出现“放弃主办”的声音，像是阿根廷的《体育画报》（El Grafico）主编潘泽里（Dante Panzeri）就曾高调质疑：
“没有那个屁股就别吃那种泻药……明眼人都知道，阿根廷没有钱办1978年世界杯……就算有，那也一定是从哪偷来的！”
但看准阿根廷对足球的狂热执念，军政府不仅不敢承担“弃办大赛”的政治成本，魏地拉将军反以“重振国家精神”的逻辑，安排海军将领拉科斯特（Carlos Lacoste）全权主持“世足筹备委员会”（EAM）。
在76年政变过后，国际足总曾一度考虑取消阿根廷的主办资格，或将比赛转移到乌拉圭、巴西境内进行；然而拉科斯特却透过私交斡旋，拉拢时任FIFA主席阿维兰热（João Havelange）全力支持，更宣布军政府“还要替世界杯加码投资7亿美金”。
在1976年的阿根廷，7亿美金的天价承诺，不仅是原定预算的10倍，更超过阿根廷政府全年预算的10%——就算是4年后、从16强扩军成24强的1982西班牙世界杯，52场比赛的总支出都还不及阿根廷78年大赛的30%——对阿根廷国财政的长期负担，夸张程度也就不难想象。
“在这段期间，EAM为世界杯开出的慷慨支出，估计有3成以上都是军方的‘贪腐成本’。”
曾深入调查的阿根廷资深记者佩格利尼（Mario Pergolini）表示。筹备球赛的过程中，EAM虽然重铺了公路、开设了阿根廷境内第一座彩色电视讯号发送中心；但同时也给好几家大型球队发下了可疑的球场修缮预算，计划监督人拉科斯特“莫名多出”近千万美金的收入不说，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罗萨里奥等赛事都会区，军方也强行都更，甚至在市区盖起了“景观长城”，用彩绘壁画的高耸围墙，遮蔽住城市天际线的“贫民区街景”。
▌教练梅诺蒂：白色恐怖的打手？华丽足球的骑士？
但要赢得世界杯冠军的关键，仍是球队的实力。与一般印象中不同的是，阿根廷当年正处于“黑暗时代”，相较于屡屡夺冠的巴西（与那亲爱的乌鸦嘴球王贝利），或者是称霸欧洲的荷兰“全能足球”，阿根廷却从60年代走上了暴力足球的路线，再加上国内经济的持续走低，青年选手也开始向欧洲职业联赛大规模的外流。
蓝白军团的低迷状况，在1974年西德世界杯的全面崩溃，虽然阿根廷在第一轮分组赛中惊险晋级，但在第二轮分组首战，却惨遭“飞人”克鲁伊夫（Johan Cruijff）压阵的荷兰队以4-0的耻辱比数打爆，与世界顶尖之间过大的实力差距，大大重创了阿根廷的足球心灵。于是1974年惨败的阿根廷国家队，这才决定全面改革，并找来才出道4年的少帅“瘦子”梅诺蒂（César Menotti）接掌国家队。
当时36岁的梅诺蒂，是60年代阿根廷本土联赛、罗萨里奥中央队的著名前锋。在1969年挂靴退休之后，梅诺蒂曾一度退出足坛，甚至找到一份汽车业务的工作，但车没卖出几部，爱球成痴的他就常放着工作不管溜回球场“指导后进”，最后甚至因此受到“同城死敌”纽维尔老男孩队（梅西的故乡爱队）的赏识，自此展开教练生涯。
足坛中的梅诺蒂，一直有着“足球哲学家”的称号，这不完全是因为他的长发造型，或总是在教练席上疯狂抽烟的波希米亚形象——在场内，梅诺蒂对阿根廷足坛时盛的“功利足球”嗤之以鼻；在场外，踢球之余他喜欢看书，年轻时甚至加入共产党，对于左翼思潮、政治自由主义更有所期待。
两种特质相互影响，让梅诺蒂坚信：“足球即是文化，因此足球必须华丽。”
梅诺蒂认为，政治中的左右翼路线，在足球文化中也有着清晰的对照体现：功利派的足球就像是“保守右翼”，他们强调力量、对抗与效率；而华丽派的、梅诺蒂主张的、符合阿根廷文化传统的足球则像是“自由左翼”，他们的足球在意的是速度、创意、节奏主动，“重要的是场面好看、精彩，因为观众期待，而足球即为人民所生！”
不过一个狂放不羁、一脸“左胶”模样的主帅，明明与军政府的政治意志对立，但为何将军们竟会“放过”梅诺蒂，让他续掌国家队兵符？
一方面，是几名骨干球员对教头的真心力挺；二方面是军方内部也认为，“国家队展现的娱乐性有助于凝聚民心、分散社会压力”；三方面则是梅诺蒂的“带兵计划”极为严苛，这点刚好与军人看重计划、教范、规矩的风格不谋而合。
例如1976年夏天，在国家队的王牌“斗牛士”肯佩斯（Mario Kempes）转队到西班牙联赛踢球后，不满的梅诺蒂竟以“防止优秀球员外流”、“备战世界杯”为由，说服阿根廷足协下达近乎独裁、甚至有法律问题的“转队禁制令”——直到1978年世界杯结束之前，阿根廷境内所有28岁以下的职业选手，都不能在“未经梅诺蒂总教练允许”的情况下，离开阿根廷、前往境外踢球。
▌黑色的冠军：纪念碑球场与海军电机学校
梅诺蒂积极练兵的这段期间，阿根廷的军政府也紧锣密顾地加快“国族清洗”的速率。在世界杯前的这段期间，魏地拉将军也以“反共开放”的名义，积极拉拢了依旧主掌美国外交大权的基辛格（Henry Kissinger），让阿根廷被纳入了美国“兀鹰行动”的支持范围，各种非法逮捕、刑囚、处决与暗杀公民的行动——所谓的“肮脏战争”——自此展开。
在肮脏战争之下，政党、劳团、工农运动、学校、媒体记者，全都因“国家重整进程”而被军政府肃清，军方不需要理由或证据，也不需要法院允许，就能直接把人押走，那怕是一句话或一本书，都能让你即刻“被消失”。
在1976-1983年间，军政府在全国开设了数百多个集中营，除了陆海空军之外，宪兵、警察、地方警备队、右翼民兵都有“授权”开设的秘密黑牢，地点包括军事基地、公家宿舍、废弃球场、甚至首都金融区的地下室…等；尽管切确冤狱与处决名单至今仍未全面公开，但总受害数字，据估计超过3万人。
在黑牢中，最为恶名昭彰、逼供手法也最为残酷的，即为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滨海，距离世界杯决赛场馆、南美足球豪门河床队主场“纪念碑球场”不到1公里的“海军电机学校”（ESMA）。
在肮脏战争中，超过5,000名男女政治犯，在ESMA遭到刑囚、性侵、凌迟与处决；直到军政府垮台为止，只有150人侥幸活着离开。
一开始，军政府为了掩人耳目，还会秘密枪决、焚尸、乱葬受难者遗体；但随着刑囚数量的快速扩张，军方也决定采用“更有效率”的方法——在1977-78年间，每逢星期三清晨，军方就会从ESMA里挑出几十个名字，他们会被打上一针镇静剂，然后送上空军的运输机，接着在拉普拉他河口或大西洋外海，被高空抛下。
这就是恶名昭彰的“死亡航班”（Vuelos de la muerte），将近2,000人就这样从空中被丢进海底而“失踪”。
由于河床队不仅是阿根廷最受欢迎的职业球队之一，纪念碑球场也是阿根廷国家队各种友谊赛与预选赛的“主场首选”，刑囚的哀嚎、悲鸣与皮肉痛打声，据说也时常传到街上。
因此，日后在阿根廷转型正义的追讨中，当初的球员、球迷与地方居民，究竟是对ESMA的存在毫不知情？还是故意对“被失踪的故事”、“哀嚎的风声”装迷糊？争辩之下的各种定调，至今仍是禁忌。
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78年国家队的王牌10号，肯佩斯（Mario Kempes）在30年后如此陈述，“直到世界杯结束前，国家队都被锁在训练基地，关于那些‘被消失者’的事，我们是最后一个知情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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