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人看来，家长打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《礼记·内则》中有这样的说法：“父母怒不说（悦），而挞之流血，不敢疾怨，起敬起孝。”这说明，即使做父母的错了，打你你都得受着，应更加孝顺，孩子乖乖地挨打才是好孩子。据《孔子家语》，中华“五帝”之一的舜帝，小时候其父亲瞽瞍体罚他，舜很懂事，“小棰则待过，大杖则逃走”。

除与传统的教育方式有关外，打屁股还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，是“耻感文化”的一种表现。屁股毕竟属于敏感部位，打屁股，特别是扒掉裤子打，涉及隐私，一般人耻于“笞尻”，故打屁股的惩罚、训诫效果比一般的手段要好，且相对于“掴脸”什么的，尚有温情的一面。

但古代的“棒打”是有严格规定的，并非“随便打”。要讲“礼”，不能与儒家教义冲突。打学生屁股不宜打得太重太狠，不扒裤子，不摁地上，执行时喝令学生趴在条凳上再打。

教书先生打学生以屁股为主，那么古时公堂审案最常见的刑法“笞杖刑”为何也选择打犯人屁股呢？原来，罚打犯人最初并没有固定的部位，臀部、腿或背部都可以打，以致很多犯人被活活打死。到了唐朝，太医们编写了集中医针灸之大成的《明堂针灸图》献给唐太宗看，李世民读完后掩卷叹道：“人的五脏六腑都连在背上，我记得刑法中有一条是打人背部的，这样岂不是会把人打死吗？”同时他发现相比背部，屁股部位的重要穴位就少得多。于是唐太宗便对刑罚中的罚打作了规定——对犯人不许打其胸背部，而把屁股作为罚打的部位。在公堂上打屁股的惩治手段由此沿袭下来。对此鲁迅也有同样的说法：“脖子最细，发明了砍头；臀部多肉，又不致命，就发明了打屁股”。

打屁股的专门工具叫笞杖，在所有官刑中，笞杖是最轻、且技术含量较高的一种。行刑的人要上岗培训，先打豆腐、打包着纸的砖头——砖碎了纸却不能破，直练到炉火纯青才能去执法打人，一下皮开肉绽，或者百下一点无伤，或者皮肤完好而内脏破裂，训练有素的打手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打出不同的结果来。

对于从未受过皮肉之苦的人来说，屁股挨打是一件痛苦的刑罚，于是，代人挨打的“专业人士”便“应运而生”，一般都是乞丐来扮演这种角色，按挨打板数计算钱。当然，找人代挨打必须事先买通衙役，衙役所得的钱往往比挨打的人还多。富户因欠交赋税被传讯时，一般都由仆人到堂受审，如果被判打屁股，就由衙役找人替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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